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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文學從來就有對社會的觀照

作者:顧超   發布時間:2017年05月12日  來源:中國作家網  

訪談對象:格非,1964年生,江蘇丹徒人,中國當代著名作家,先鋒派小說家代表人物,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作品《江南三部曲》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

顧超:您認為什么事件標志著您正式成為一名作家?

格非:我從來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因為對我來說這個問題是不存在的。我以前說過,寫過一首詩的人和寫過一萬首詩的人,他們都是作家,所以我從來不看重作家的大小。王之渙只有兩首詩傳世,我覺得他也是了不起的詩人,因為他的兩首詩寫得很好,他的境界很高。假如他的詩不失傳,基本上認為他至少是賈島那個水平的,或者孟郊那個類型的詩人。所以,我覺得一個作家能夠有一兩篇文字傳世,或者大家覺得還不錯,就是一個好作家。所以對我來說不存在有一個標志性的事件說我把自己看成一個作家了。因為我熱愛文學,我就會嘗試寫作,如果有讀者我就會寫下去,如果沒有讀者我會終止,很簡單。因為我主要的職業是在學校教書,不是作家,所以也不是加入中國作協了我就變成作家了,或者我得了茅盾文學獎了我就變成作家了,沒有這回事。我最近也老是談這個話題,我一直覺得我的身份就是一個大學老師,在學校教書,拿點工資;我有勞動,有付出,寫作就是我的業余愛好;能夠出版,能夠與讀者之間有交流,這就很好。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是什么級別的作家,這個對我來說不重要。每個人都有虛榮心,我的虛榮心就在于我每寫一篇東西,我希望我看重的那些人在心里給我暗暗地叫聲好——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我看重的那些人,他們會覺得“哎喲,這個東西寫得不錯”,心底里覺得這個東西還有可取之處——這是我的選擇,我覺得這個作品沒白寫。

顧超:王之渙是后世對他的評價和認同,我其實想問的是您的自我認同。

格非:我對自己其實沒有什么評價,我和我愛人的想法是一樣的。別人會問“你老公是寫點東西的,能不能發表啊,能不能賺點稿費貼補家用啊”,我愛人從來也不會跟別人說我老公是個作家,我兒子也一樣,就是在學校,他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說過他爸爸是寫小說的。我和我愛人對很多人生的思考是一致的,你剛才說到的“你是不是一個作家”對我們來說一點都不重要,這些東西極其可笑。如果你是個好作家,你的作品會流傳下去;如果你不是個好作家,你發表再多的作品,你名聲再大也沒有用,時間還是把你切割掉了。這個道理從一開始寫作大家就都明白,所以對我來說多少年來我不考慮這樣的問題。

顧超:那清華教授的身份對您重要嗎?

格非:這個當然重要,這是我的飯碗。我很長一段時間沒寫專著沒寫論文,我就會壓力很大,因為我覺得對不起學生,對不起我吃的這碗飯。你從這兒拿錢,別人給你錢,你總得說得過去吧,從這個角度我會有壓力。寫作的話沒人讓你寫,你可以不寫,所以對我來說毫無壓力。其實《人面桃花》之前我停了十幾年沒寫東西,對我沒有任何影響。

顧超:歷史上和現實生活中,國內和國外誰對您的寫作影響最大?

格非:我可以說出一長串的名單,多了以后就等于是一個都沒有,就沒必要說了。實際上我的口味是很寬的,我不是說只喜歡某個類型的人,我經常被我的朋友批評我在閱讀方面沒有什么特別的原則——什么作品我都讀,不是博覽群書,而是我都有興趣,而且我都認為好。比如說喜歡《金瓶梅》的人和喜歡《紅樓夢》的人要打一架,或者喜歡高更的人跟喜歡塞尚的人要打一架,對我來說從來沒有這個問題,我覺得他們都好。我的閱讀也是如此,各個方面的影響都會有,有時候是國外的,有時候是中國的,有時候是當代的,也有時候是過去的,有時候是小說,有時候是雜劇,有時候是詩,我很難說哪些養分是哪個人提供的。當然也有一些作家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特別高,但這些作家恰恰對我影響不大,因為我沒辦法學他們。海明威講得很對,可能受到很大影響的是一些二流作家,因為他們很容易把握。托爾斯泰怎么把握?學不來的,一般的作家想學托爾斯泰我沒聽說過誰能學得好;學杜甫的人很多,但學好的人很少。

顧超:我看很多批評家說您有一些博爾赫斯的痕跡?

格非:早期像博爾赫斯這些現代主義大師們對我當然有影響,到現在我還維持著對博爾赫斯的閱讀興趣,我經常還會把他的書拿出來重新讀一下。我這個人變化不是太大,不是說我早期喜歡博爾赫斯今天就不喜歡了,或者早期喜歡??思{今天就不喜歡了。我一直會喜歡,我不會“始亂終棄”,或者反過來不承認受到他們的影響。像卡夫卡到今天對我仍然很重要,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些作家都很重要。博爾赫斯是早期我在寫《迷舟》那些類型的作品的時對我影響比較大。他給我的影響倒不在于文體、結構,主要還是提供了方法論。當然我也會學習他的句子、句式,西班牙文翻譯過來的很多東西,喜歡一個人肯定會學習他的所有東西。他對我的影響可能前后有過七八年,我對他是比較癡迷的。

顧超:您有沒有想過要通過寫作實現一些社會的價值?

格非:文學本身就是具有社會價值的,很多人把文學說成是一種趣味或者審美領域里的某種東西,這種描述我一開始就不同意,我從來不這么看。事實上,我更喜歡杜甫這類人,我覺得文學從一開始就應該承擔社會使命。杜甫涉及到了政治和社會層面,他當然也涉及個人趣味,但是更重要的是他關注作為一個人、一個群體、所有的人的狀態——他會推己及人,比如想到所有的老百姓,他有這樣的情懷介入其中。這種介入的方式每個作家不一樣,比如杜甫,他的一生都對窮人、對遭遇不幸的人有非常深刻的同情,而且是很堅決的;有時候他的筆觸也會指向統治階級,甚至有時候他并不隱晦。白居易也會關注民眾,但他的關注和杜甫的完全不同,白居易是在一個輕描淡寫的層次上來關注,來承擔他的社會道義和責任,他不像杜甫那么決絕。所以從一個作家鏡像的大小來說,杜甫要寬闊得多。要做一個好作家的話,肯定要關心剛才我說的政治、社會等各個方面,這些當然會在作品里有所反映。所以,我覺得不存在文學是否應該承擔社會使命的問題,它本來就得承擔。只不過我們有一些小資們在胡說八道,把文學曲解了。這樣的說法在最近一個時期尤其厲害,我對此非常厭惡。把胡蘭成什么亂七八糟的一些人捧得很高,包括對現代文學的研究過分地強調張愛玲、周作人、沈從文——當然這些人從文學上講都很好,但是過分強調趣味、情調、味道、格調,就把另外一些東西,比如對社會生活本身的記錄那種宏大的視野給遮蔽了,我覺得這是不對的。這是多少年來文學史研究或者文學創作中出現的一個讓我非常厭惡的問題。我覺得文學不是這樣的,文學的某些特質從《詩經》、《古詩十九首》、《離騷》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變化過,有些作家可能更個人化一些,但不能代表文學的全部。從文學的整體來講,《詩經》里面也有很多寫那種小的情調、個人境遇的作品,但是它的背后有很多的關懷,有對歷史的記述在里面,自古以來就是這樣。所以這個問題實際上涉及到怎么理解文學,我覺得文學從來就有對社會的觀照,對我來說它不是問題。

顧超:隨著市場化熱潮澎湃、大眾流行文化的發展、網絡新媒體的普及,作家應堅守高大上,做純文學和思想的開拓者、傳播者?還是盡量接地氣,努力生產迎合市場口味的通俗流行文學產品?

格非:如果我說不應該去迎合市場,不應該去寫那種商業化的作品的話,似乎也不對,因為商業化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也有存在的必要。我反對消費主義,并不是說我個人就不消費,我反對的是一切都以消費來衡量,完全以版稅來衡量文學的價值。不過一個作家的作品如果能供大家消費,比如書我們讀起來好玩,電影我們看起來很過癮,那我覺得也沒什么不好。但是我個人認為在今天文學非常重要的目的不在這里。西方現代文學的出現跟宗教的式微有很大關系,文學在一定意義上取代了宗教的某些功能,它在黏合整個社會的價值分裂,這在過去是不能想象的。這是西方社會的情況,就是伊格爾頓講到的文學新的功能。而中國是一個道德倫理國家,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中,很多的價值倫理都會崩潰,在被一些新的思想觀念所取代,這個過程中文學應該更多地承擔起這個方面的功能。如果大家都去做消費主義的寫作或閱讀,那就把文學里面最核心的東西給丟掉了,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殺死了文學,所以我是不贊成的。但我并不認為消費的作品就是不道德的,他們沒有違法,而是靠自己的勞動寫一些可讀性很強的書。這個沒什么不可以理解的,其實我也喜歡讀一些這類作品,比如類型小說我也讀。

(本文節選自顧超著,《文學的彼岸:中國作家的話語理性與社會想象》,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P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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